1947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时，其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会议期间，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为“刘副主席”，甚至在呈送给他的报告、文件和讲话稿上都冠以“刘副主席”。刘少奇对这种做法很不乐意。他特意抓住机会表明态度，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党内称呼问题。他首先向大家问道：“同志们，我们同在一个革命队伍里，志同道合地在一起奋斗，最亲切的称呼是什么呢？”与会人员突然听到这样的提问，一时摸不着头脑，会场一片宁静，与会人员互相对视，都在急切地等待答案。期盼之中，刘少奇大声地回答：“是同志！”接下来，刘少奇又诚恳地对大家说：“我称呼你们同志，希望你们也称呼我同志。我不喜欢你们叫我副主席。你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这样称呼我感觉很亲切。”从此“少奇同志”这个称呼就这样叫开了，几十年一直不变。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按照新颁布的《选举法》进行投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散会后的第一天，秘书杨俊向刘少奇报告工作。他来到刘少奇办公室门口，轻轻叫了声“委员长”，但刘少奇没有应声，头也不抬地继续伏案工作。杨俊以为刘少奇全神贯注地工作以致没有听见自己的声音，于是又稍稍抬高嗓音，再叫了一声“委员长”，可是刘少奇仍然没有什么反应，依旧若无其事地伏案工作。此时的杨俊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脑子快速地搜索自己有没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可是一时间也没发现不妥之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又找不到新的办法改变现状，只好壮着胆子提高声调叫了第三次“委员长”，声音比前两次响亮得多了。

　　这回刘少奇终于有了反应，他不高兴地抬起头来看了看杨俊，表情严肃地说：“你怎么突然叫我这个，不感到别扭吗？”

　　杨俊挨了批评，不知原因何在，很是委屈。他一直认为“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正职，称呼他的职务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错。刘少奇同志见杨俊受了委屈不高兴，语气缓和下来，温和地对他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还是叫同志。叫同志多顺口啊！”听到刘少奇这么说，杨俊恍然大悟。可已经叫出口了，不知如何是好，表情十分尴尬，只是低着头，两颊憋得通红，一副惶恐不安的表情。看到杨俊这个样子，王光美赶紧过来解围，和颜悦色地对杨俊说：“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称呼，在家里还是像往常一样叫少奇同志嘛！既顺口，又亲切。”

　　这件事之后，刘少奇郑重地向工作人员重申：无论何时何地，对他一律称同志，不要称呼他的职务。刘少奇耐心解释说：“在我们党内，只有对三个人可以称职务，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因为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没有必要改，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后，称呼上也没有任何改变，除了在国际舞台、出国访问、外事活动、重要公务中必须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出席并称呼职务之外，在办公室、在国家机关、在家里和下基层视察工作，一律称呼他为“少奇同志”。当年6月，刘少奇到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因为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换了，一批新人并不知道这个规矩，于是按通常的做法称呼他为“刘主席”。有一次，一位勤务员来到办公室门口向正在专心办公的刘少奇提示说：“刘主席，该吃饭了。”刘少奇站起身来对他说：“请叫我少奇同志吧。你叫着顺口，我听着顺耳，彼此也觉得亲切。你说好不好啊！”勤务员听了后满脸通红，连忙改口叫道：“少奇同志，该吃饭了。”刘少奇很高兴地说：“这么叫就对了！”

　　“同志”一词起源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左丘明（《国语·晋语四》）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即志同道合之意。互称同志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1921年，在中共“一大”纲领中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1965年，中共中央专门就称呼问题发出《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至此，“同志”这一词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