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此大背景下，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如何深入认识“一带一路”的作用？它对于上海会带来哪些助益？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黄仁伟。 

　　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动机 

　　解放新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请问，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哪些新特点？ 

　　黄仁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实际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动机，世界经济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再平衡。 

　　从世界经济的结构来说，前一轮全球化造成了几个不平衡：一是虚拟经济过热，实体经济衰落。二是热钱规模太大，实际投资变小。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与全球资金的这种不平衡流动有关。三是全球财富两极分化，导致全球范围民粹主义兴起。尤其是在西方的制度环境下，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越是全球化，民粹主义越是发展，从而导致保护主义越发蔓延。 

　　“一带一路”则与此相反。第一，它向实体经济倾斜。第二，引导更多热钱转化为直接投资、实际投资，改变国际资本流向。第三，向比较不发达地区倾斜。由此，缩小了南北差距、减缓了两极分化速度。目前来看，尽管不能说彻底扭转，但至少没有更加恶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于新一轮全球化，我们不是通过一种强制力进行改变，而是通过利益交汇点实现利益共享，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对世界经济的长期正面影响将日益显示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判断，与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具体来看，诸如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等提法，与“一带一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是一致的。这也意味着，当中国国内进行改革发展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和打造的外部环境与我们内部是同向的。这也就是两个市场、两种大局、两个资源互动联合。在这样的条件下看“一带一路”，就不是简单修几条路可以涵盖的了。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高的理念层面，新型国际关系是战略层面，“一带一路”则是具体的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做得越好，另外两个核心概念就会做得越实。 

　　上海要力争成为桥头堡 

　　解放新论：今年10月，上海推出《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请问，如何理解这个“桥头堡”？ 

　　黄仁伟：在这个行动方案中，上海明确提出了桥头堡的目标定位：把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新载体，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新平台，联动东中西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枢纽。从中可见，桥头堡的核心作用体现为联结枢纽和关键节点。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取决于两个因素： 

　　从上海自身发展来说，正在全力实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四个中心”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都要服务于“一带一路”，不服务就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四个中心”为例，上一轮全球化的重心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贸易、投资等的对象也多为西方发达国家；　当经济全球化逐渐从西方向非西方、向新兴经济体、向发展中市场转移时，“四个中心”建设有意识地侧重服务于“一带一路”，将迎来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空间。 

　　从地理条件来看，上海是国内唯一一个处于“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三者接合部、联结点的地区。这是我们独特的地缘优势，理应深挖潜力、催生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桥头堡所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多功能的。在这方面，上海是最具备综合实力的。因此，从桥头堡的定位来说，上海各种软硬实力建设都要注重与“一带一路”相结合。 （王珍）